一般而言，审判管理不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
将这些内容予以公开，对增强司法公信有利无害。首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诉讼档案不能公开。
香港特区政府1995年制定、2010年修订的《公开资料守则》，不适用于法庭、审裁处或调查小组所持有的资料，但适用于司法机构政务长辖下所有法院与审裁处的登记处及行政办事处，以及其他审裁处或调查小组的秘书处和行政办事处所持有的其他资料。虽然《司法公开规定》明确审务公开是法院的义务，但《司法公开规定》不是法律、法规，仅是司法文件而已。上级法院除依照法定程序对个案进行事后监督外，还负有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这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中得到体现，该《意见》按不同法院层级，分类列举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审判指导的方式。因此，合理协调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是保证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关键所在，是科学构建审判管理制度的核心问题。这种信息不对称局面因审判公开而有所改善，但不会是根本性改变，必须依赖于审务公开予以克服。
法官作为人亦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者，法官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其面对的激励，当法官面对不正当干预时，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就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而非服从法律。当然，审务公开必须充分发挥当事人的参与作用，如从司法便民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诉讼引导、允许当事人查询了解案件进程、案件质量评查听取当事人意见等，也属于审务公开的范畴。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普及的地域之外，政党多元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没有长久存在，因为要操作一个存在很多政党的政治体系，并使得这些政党不危害这个政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政轨的建立，正是建国运动中第一件大事。
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
而他的上、下一体的实践也始终停留于理想，"梁漱溟始终未能解决乡绅和大部分民众在利益上的明显对立"，（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98页），他极力推行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的结合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过。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可言。因此，非洲式的建立在传统公社组织上的"多元主义"被排除在外。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只有自愿的、非排他的团体，以及其"交叉分野"的关系，才是多元主义。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
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
这是因为，梁漱溟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叙述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恰恰是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居住在城镇里的不在地主比例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进入崩解的过程，这才是西方的阶级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现实土壤。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
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来讨论梁漱溟的政党、宪政与社会的关系论述。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
他清楚地意识到："政轨之立，却绝非一纸宪法所能立。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12期 进入 吕新雨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梁漱溟 宪政 。
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中国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
"而当时的政协其实是在国际国内的督迫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相安之道，促国家实现统一，其道就是把政党的军队交给国家，把它们变成宪政之政党。韩复渠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枝，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0页），其实，中国农村的状况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经迈入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现代道路，这正是梁漱溟自己的分析，农村的破坏起缘于外在的压力，--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范式。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
这确实是个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的灾祸。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
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然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萨托利认为，"追溯到上个世纪英国的情形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可能就是政党--如果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政治理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政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
建国是要大家合起来建一个国，不容有两个以上的建国运动。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政协本身不是宪政，只是实现宪政的条件。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政党被接受的前提是克服对分裂的恐惧，在于"多元主义"的确立。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
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
政党多元主义来自多元主义首先扎根的国家，来自新教而不是反对宗教改革的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
